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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青銅器〈令方彝〉、〈宜侯夨簋〉銘文皆偽

〈令方彝〉：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陽邙山馬坡，現藏於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早先當時還有一樣內容刻寫在尊上的〈方尊〉兩青銅器銘文皆同，偽銘文如下：

『隹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命夨告于周公宮，公命告同卿事寮。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於成周，造命，舍三事命，遝卿事寮、遝諸尹、遝里君、遝百工、遝諸侯、諸侯甸男，舍四方命。既咸命，甲申，明公用牲於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牲于王。明公歸貝王。明公賜太師鬯，金，牛曰：用禱。賜令鬯，金，小牛，曰：用禱。乃令曰；今我唯令汝二人大遝爽左右於乃寮乃友事，作冊令，敢揚明公尹人厥甯，用作父丁寶尊彝。敢追明公賞於父丁，用光父丁，冊雋冊。』

〈宜侯夨簋〉：1954年6月在江蘇鎮江大港鎮煙墩山出土，偽銘文如下：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東國圖。王卜于宜，口土南嚮。王令虞侯矢曰：遷侯於宜。錫…鬯一卣、商瓚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錫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錫在宜王人十又七生。錫奠七伯，厥廬千又五十夫。錫宜庶人六百又…十六夫。宜侯夨揚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

其實，以上皆是青銅器偽銘文，而其所依據的，就是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陽邙山馬坡的〈令簋〉（夨令簋，作冊夨令簋），今在國外：

『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冊夨令奠宜于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公尹伯丁父貺於戍，戍冀司三，令敢揚皇王甯，丁公文報，用稽後人，享唯丁公報。令用靖長於皇王，令敢長皇王甯，用作丁公寶簋，用尊史于皇宗，用饗王逆複，用纘寮人、婦子、後人永寶，雋冊。』

審其故，應是當年，於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陽邙山馬坡出土一批約百件以上的青銅器，當然，有銘文的比較值錢，也有沒有銘文的，被取走後，由文人熟金文者，在一些未有銘文的青銅器上，偽刻銘文，以賣個好價錢。當時，就有以出土的有銘的〈令簋〉上的銘文為參考底本，分別寫成〈宜侯夨簋〉、〈令方彝〉（及〈令尊〉）等，於是在市場上出售，一個〈令方彝〉輾轉賣到美國，被收入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另外的〈宜侯夨簋〉一直在國內，因國共內戰，時局混亂，被收藏者連同其他藏品埋之於江蘇鎮江大港鎮煙墩山內，後來被發現而取出，

但為何說〈令方彝〉、〈宜侯夨簋〉皆出自同一人手呢，因為，這二個青銅器在銘文上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而未見於任何存世的青銅器銘文上的，就是在計日的時侯，用了“辰在甲申”〈令方彝〉及“辰在丁未”〈宜侯夨簋〉，乃造成了獨見之創獲；按，依周代青銅器銘文，所用的格式，應該直接用“甲申”及“丁未”二字，不能加上“辰在……”，因為周朝沒有這種計日法，即使先商的青銅器亦未見。因為，這根本不能如此用。今人如陳夢家在《西周銅器斷代》書中似也有發覺，但不敢逆於當時千篇一致學界主流如郭沬若的看法，於是在論述中盡量不引用〈令方彝〉的“辰在”二字，如在介釋〈宜侯夨簋〉時，在比較〈令方彝〉〈令尊〉〈令簋〉〈宜侯夨簋〉時代先後時就未引用，除非不得己，因他要介紹分析〈令方彝〉時才全銘文引及釋，但也不釋“辰在”這二字。而今之研究者對此之“辰”字，直接用“時辰”來解釋的所在多有。但所謂時辰，不就是指二十四個小時嗎，古自先秦到秦漢間慢慢出現十二時辰，如子時，丑時……十二時辰，到了東漢以後才有漸漸出現連十二時辰都賦予干支的時辰干支法。如甲申，丁未的時辰，今日都還用於八字算命的時柱。而且依偽銘文，講”辰在甲申………丁亥………”，又如何解釋呢，所以偽銘文的作者用意是寫：在甲申這一天……；丁未這一天，但自作聰明畫蛇添足，加一“辰在”就出錯了。因著此一錯誤，即可斷定了〈令方彝〉、〈宜侯夨簋〉其上所刻寫的偽銘文，皆偽於今人。

而比較〈令方彝〉、〈宜侯夨簋〉這兩篇偽銘文，及參看其偽銘底本的〈令簋〉（夨令簋，作冊夨令簋），即可看出此一偽銘文寫手是如何參考及自我作主編造偽銘文史料，來愚弄學界及收藏者了。所以今之研究者拿這兩篇偽銘文又是講成王朝或康王朝的，以圖建立的西周史料，必定是無效的了。（劉有恒，2025.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