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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簡偽簡《魯穆公問子思》用稱君“惡”而露偽

1992年李學勤開始主張“走出疑古時代”後的次年，馬上就有喜事臨門了，“疑古時代”開始高歌猛進了，因為1993年，馬上在郭店出土了726枚有字竹簡，都是先秦哲學類故書，1994年又在香港古玩市場，買到一批來路不明的竹簡，收入上博，被稱做上博簡，於是從此，古典學界就在上博簡及郭店楚簡裡去印證己“走出疑古時代”。二十一世紀初，又出現清華簡及安大簡，更是因而靠這些竹簡把“走出疑古時代”添加了更多的柴火，遍滿學界。

在郭店楚簡裡有一篇名叫《魯穆公問子思》，其內容如下：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成孫弋見，公曰：「鄉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恆稱其君之惡，未之有也。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

今之引用者，全抄裘錫圭《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內因簡文有缺失，自行補全之後文『效祿爵者也。恆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為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將全文補全，但係修改致亂真的臆補，不足據。

而這篇文字，一見其中言“稱其君之惡者”就知道是不明先秦對君主的稱美惡的用法，以致於出錯，用現代人或後人講人是惡人的評斷，自以為先秦對於國君面前也是這樣用，於是就使其作偽之跡盡露。一如吾人對於《偽簡清華簡六偽簡《子產》用“不良君”“狂君”“善王”必係今人偽造》一文所指，亦因清華偽簡《子產》的寫手，不明所謂對於君主的美惡的稱呼而誤用“不良”“狂”“善”等美惡之稱而露偽一樣。

先秦也是有用到和君主有關的“惡”稱，見之於《孟子．告子下》：『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這是孟子的話，但不是在面見君王時講的，而是在私下場合和別人討論時所講的。

那麼，先秦時在君主面前講有關君主的過失時，應該用什麼字眼。『過』或『非』是也。《孔叢子》雖出於漢末司馬家女婿王肅的偽造，但他是個真正有料的學問家，也知道正確用法該怎麼用，所以在《孔叢子•抗志》講『衛君謂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時，子思的回答是『無非』，並說：『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也就是在面對君王時，用上一個“非”字就對了，所以他雖偽造《孔叢子》，但在這一用字上是抓不到他偽造的把柄的。又如《國語‧魯語》『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就是在國君前言“過”之一例。
 

所以，如果寫郭店偽簡《魯穆公問子思》的寫手用“非”字取代“惡”字，寫如：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非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成孫弋見，公曰：「鄉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恆稱其君之非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恆稱其君之非，未之有也。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

或者，使用“過”字取代“惡”字，寫成：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過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成孫弋見，公曰：「鄉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恆稱其君之過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恆稱其君之過，未之有也。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

這樣子的偽文寫出來，那就完美了，在用字上是不會被抓到作偽的痕跡的。

但今天所見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誤用了“惡”於魯穆公面前的，當然不是子思，而是現代寫郭店偽簡《魯穆公問子思》的偽簡寫手而已，所以只要熟悉先秦對君主的應對用語，即可以把偽簡寫手的錯，一抓就到了。（劉有恒，2025.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