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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的〈中庸〉係淮南王劉安門下所作考證

胡止歸前輩於《中庸著作年代辨證》（收錄於1962年《大陸雜誌》24卷5期）一文裡，早己舉列眾多證據，明辨了〈中庸〉其著作者著作的時期，指出了：

『《中庸》一書，今就其用『道並行而不相悖』一語之思想發生時代觀之，最早亦當與《淮南》一書之著作時代同時，絕難超越此一綜合匯通時代之前也』。

並指出：

『《中庸》之創作，最早亦當為仲舒時代之先後而己』。並云：

『《中庸》成於《淮南》，董仲舒之後，則《中庸》作者實攜取其語彙、思想之精華，而作綜合性之闡述；故與《淮南》、仲舒之言論，乃能極相似如此』。並判定此〈中庸〉乃：

『當更晚出於《淮南》一書（成於元前一四零年間），公孫弘為博士（同淮南成書時代），乃至董仲舒舉《對策第一》（元前一三四年）之後』。

吾經考〈中庸〉內容，一如胡止歸前輩所舉證，都係採秦統一前夕的荀子的主張而發揮或更進一步，並深富西漢的儒道性命之學及陰陽家與齊學的影響。敝後學深為同意胡止歸前輩，不敢掠美，申明於此，前賢已有先於我者了。不過，在文章之最後，胡前輩再放寬下限成書期至劉向明文在劉向《說苑》的〈中庸〉〈中庸〉明引〈中庸〉一書及內容，此吾所不敢苟同者，因《史記》已明言當時世間已有〈中庸〉一書了。

伸對〈中庸〉著作時代的確定，有待於兩個最重要的思想內容形成為〈中庸〉內容的樣子，會是在什麼時期，其實胡止歸先生都己分析詳盡了，得出了結論，余今以條列舉之：

（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1.暢言性、命之說者，當起於孟子。

2.將天位於性、道之上，要之此一思想已非先秦所固有，如老子一書，雖多言天，然尤重道。……中庸則猶有道法天之意存焉，此與董仲舒對策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思想正同。……按，此一道法天或道出於天思想，先秦諸子未嘗言之，必待老子提出天法道思想，而後有仲舒及中庸作者乃針對老子思想適時修正也。

3.性字而己兼操物性而言，己非孟子用為性善之性字諸義所能盡括。蓋中庸匯通老莊思想，暢言天地萬物，故其言性亦必兼攝天地萬物之性而言。……儒家言人，道家言天，明申天人合一之說，乃匯通儒道兩家思想而成。……中庸既重天，復言性，其性字兼攝物性，致異於孟子之言性。

4.性命連稱為一詞，實為荀子及荀子以前所未見，亦當係晚期道家所創（此於莊子外雜篇可窺見及），下連西漢初淮南鴻烈一書，而尤暢言性命之說。

5.（又）中庸言性兼及情，似有情即性之意存焉，要之此一思想實於先秦諸子所未見，亦當發自漢儒，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情亦性也，調性已善，奈其性何。

（二）『誠』：

孟子雖曾言誠者天道，但此天道乃指天地間本然之道而言。……中庸所言之天道，則已兼天地間之物而言。……中庸言贊天、象天，則已明申天、人合一之旨，此則為孔、孟所未言，乃會通道家、陰陽家思想而立說。

所以：

中庸既未緊扣孔子思想，而無變其旨；其於孟子思想，則常擴大其所未言者。（所以胡氏因之主張必非子思作）

余以前有論中庸之文，指出：
『如果《中庸》確為子思所作，那麼，《中庸》內主題的『誠』學，為何《性自命出》未見到分毫。而且，以哲學思維來說，孔子死後，就在孟子之前的子思，就已發展成一套全然唯心的誠的形而上哲學，甚至心誠到『至誠如神』，發揮了心靈可以預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把『誠』宗教化，成了『誠教』，已把陰陽五行說內歛入於唯心說而化成一體了，『誠』成了陰陽五行說的心靈根本。

反而到後來的孟子及荀子，連同漢代出現的一些不知是否先秦著作內的儒家學說，即連同前文所指出出土先秦或漢初簡帛，都未見此一絕對唯心是尚的《中庸》『誠』教宣言的片斷內容。

更不要談《中庸》裡明白地就指出了其作品的年代了：『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分明是漢初要興禮樂的的儒者口吻。

因為，漢初，挾書律未廢，禮樂不講，而且時興黃老無為之風，才有儒者有禮樂的迫切，《中庸》就是西漢初年情勢下的產品，成書時代應尚在馬王堆的文帝時代之後，置之先秦儒者的任何著作都格格不入。』（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確立《中庸》非子思所作，收入《兩漢經學及古文偽經偽史考》(2019)一書內；按，余2019年在尚未研究金文簡帛，未明郭店竹簡也是偽簡時之論）也指出，『成書時代應尚在馬王堆的文帝時代之後』，當時未睹胡止歸前輩之論，而作是之論。

按，〈中庸〉於司馬遷《史記》的〈孔子世家〉篇裡，指子思『作〈中庸〉』。即，當日司馬遷有聽聞士人界的說法，有〈中庸〉一篇在世間，且士人中有人指謂或書上題名是子思所作。但對於《淮南子》一書，司馬遷於《史記》裡並沒有提及，或當時已有書在世間，但因淮南王劉安因謀反案族滅，反賊之著自不便於表彰。到了東漢《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始言其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

而〈中庸〉能有士人為之宣揚，且上升到是先秦子思所著的高度，必出之於當日的受道家陰陽家影響的儒生界，而且此〈中庸〉的思想和《淮南子》且剪不斷，那麼，如，《淮南子‧齊俗訓》說『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而走向道家說去了，而〈中庸〉作者就拿此句整齊之，做為〈中庸〉開宗明義『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第二句，於其之前按放『天命之謂性』，後續接以『修道之謂教』而發揮成篇，主張天命性道之內聖之學，還加上了鬼神、禎祥、妖孽，並講及”龜蓍”“四體”等未見於先秦之漢世陰陽家及董仲舒齊學之影子，並講及”龜蓍”“四體”等未見於先秦之西漢人說法，（胡前輩有指出，並是其主張〈中庸〉是董仲舒同時或稍後之作品之因素之一），而且在〈中庸〉裡還採用了《淮南子》許多內緒，於是，此〈中庸〉作者，必有見《淮南子》，不然就是在為劉安寫作《淮南子》的眾文士中之一。文士也有各自主張，在集成《淮南子》時，其個人看法，不一定形成共識，於是沒有寫進《淮南子》，或他別有新裁。

為何不會是外界別有它人，因為依流通而言，當時又沒有私人出版界，個人主張不能不依附於士人集團而行，此文人就是依附於劉安門下，於是親見或也參與了《淮南子》編寫，也私下寫了〈中庸〉。依附於《淮南子》而流行於世或被淮南王劉安抄家時一併入皇家圖書館時收入，打著子思著的名號，以顯著作，以期流芳於後世，懼其才疾沒世而名不顯，而被司馬遷於皇家圖書館內所見。不然，如果係坊間士人寫成了〈中庸〉，沒有有力士人為之吹捧及傳揚，其著也不得司馬遷所見，顯世的機會也渺茫。

所以，衡之於此〈中庸〉之被司馬遷所耳聞或親見，並知坊間有指出是子思所著，或於皇家圖書館親見題有子思著的〈中庸〉，能讓司馬遷得知的那個時代，且與劉安《淮南子》有關係者，推斷〈中庸〉應係淮南王劉安的門下所著，和《淮南子》一齊被世人所知，因《淮南子》而名著，而被後來的小戴禮學所欣賞，以散篇的形式流通於經師授學之間，於東漢章帝時白虎觀論當日名儒論五經學所事後集成的《白虎通德論》裡，也引用了中庸的名句『天命之謂性』，而成為東漢末正式成書的《禮記》中的一篇了。（劉有恒，2025.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