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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簡〈緇衣〉與上博一〈緇衣〉皆係偽簡考辨

——《禮記》的〈緇衣〉篇作者係西漢的后倉

《禮記》的〈緇衣〉篇一如〈坊記〉〈表記〉，皆貎似孔子之言，而記之者貎似為一人，但其實，內中滲有漢儒抄自戰國故書，或自西漢開國以來，到武帝採齊學者董仲舒之議，獨尊儒術後，四方出現的所謂古逸書而或當日人之偽造者，併入於皇室圖書館，而被人採集了下來，還包括他自西漢儒士之言冠以”孔子曰”而擺入者。這件事，就發生在《禮記》的〈緇衣〉等篇，如今先以〈緇衣〉為例，判其作者，及必不為先秦存在過的，而會在現在出土的楚簡內。如果此一論證成立，則所謂出土的郭店楚簡〈緇衣〉與上博一〈緇衣〉是今人偽造，亦已確立。

西漢武帝時人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爲人者天》裡有一段話：

『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

這段話，顯然比對了一下《禮記‧緇衣》引用時，變成了出自於孔子之口：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而且，很明顯可以看出，《春秋繁露·爲人者天》和後出的《禮記‧緇衣》在內容上存在著不同：

《春秋繁露·爲人者天》是以“君”的角度，認為“君”是“民之心”，“民”是“君之體”，這是以身體為喻的，表示身體的作用，是心在指導著身體的運作，所以如果“心”有所“好”，“體”必“安”之；引申“君”有所好，“民”必“從”之，這是就人體心與身的機體功能為喻，表示“體”依“心”而動。“民”是被動的。這種君之德化，仍是先秦儒家的故常，只是增加之以人體的“心”及“體”，從上而下的感化而己。

但這位〈緇衣〉篇的作者，並不以董仲舒的看法為滿足，除了把董仲舒之言借用成孔子的親言而外，他還改頭換面了內容，更彰顯這原先董仲舒這種帝國聖君教化從上到下，改成人民心悅誠服與皇帝內心交流，撤底合一。於是他改『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為『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董仲舒的『君者，民之心也』是一個定義，而〈緇衣〉篇的作者的『民以君為心』，是“民”主動的“以君為心”即心悅誠服的以“君”當主宰。

同樣的，董仲舒的『民者，君之體也』是一個定義，而〈緇衣〉篇的作者的『君以民為體』，是“君”主動的“以民為體”即當作自己身體一部份來看待 “君”。兩者相差很大。

而且〈緇衣〉篇的作者接著插入了一段話：『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主打“君”的“心”，講解了“心”與“體”在身體功能上的互動，如果“心”能“莊”則“體”能“舒”，“心”能“肅”則體的“容”顯出“敬”。這『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兩句則是從體與心的機體物理現象，暗喻了君若能“莊”則民自能“舒”，君若能“肅”則民就會展現（“容”）出來“敬”了。但董仲舒之言則沒有這兩句的重要過門，直接下了結論，指出了『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因為心有所好，所以體就會安，君有所好，民必定跟從），至於君如果“好”非正行，而是聲色犬馬呢，那麼，依董仲舒的語義，則人民一定也是“安”及“從”於聲色犬馬了。於是看出董仲舒的全段話，就明白其大有語病了，暴君一樣可以適用。

但這段話的漏洞被這位〈緇衣〉篇的作者看出來了，所以他用『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界定了“君”的作為要“莊”要“肅”，於是下文也改了董仲舒原話為『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以強調了君的行為不佳（“偒”），則，這也會被民吞沒（“以體傷”），最後還加了兩句鏗然有聲之語“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講到從心與體的機體物理功能來看衍伸，則君是因為人民而存在，也會因為人民反抗而亡，充滿了儒者的仁心之言，而非董仲舒的界定了君為民之主是天定的，人民行為受到君的感召，如是而己。

顯然，一定不是董仲舒的言論是早於〈緇衣〉篇的出世，因為〈緇衣〉篇的作者就是不滿足於董仲舒之言而更周全的加工，則〈緇衣〉篇的作者，並晚或同時代而稍後於董仲舒之儒者。一如吾人在《《禮記》之〈學記〉〈大學〉皆西漢后倉所作》一文裡所述，《禮記‧緇衣》能引用到古文尚書，在武昭宣時代，只有在皇家圖書館校書的后倉始能見到，因而此人也唯只有后倉一人而己。

因而由上而論，后倉明白引用並改寫了董仲舒的著作內的語句，依托是孔子所言，其實是他個人修正及補強了董仲舒文字。故今《禮記‧緇衣》也唯只能完成於后倉，並以其此段文字明白是原本董仲舒之言，而拿來加以改造，還掛名孔子言，則《禮記‧緇衣》其他各段孔子曰，也並非全部是真有其事，托古以加重著作的份量而己。

或謂，不是有什麼1993 年出土的郭店楚簡〈緇衣〉及1995年出現在香港古玩市場被上海博物館買來，內容幾乎全同郭店楚簡〈緇衣〉的上博一〈緇衣〉嗎？應該是先秦已有〈緇衣〉篇，看郭店楚簡及買來的上博楚簡裡都有嘛。好，吾人現在就拿《春秋繁露·爲人者天》、今本《禮記‧緇衣》、郭店楚簡〈緇衣〉、上博一《緇衣》比對一下，立馬即知，郭店楚簡〈緇衣〉及上博一〈緇衣〉都是今人偽造的偽文本。其故何也？
 

1.《春秋繁露·爲人者天》；『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
2.今本《禮記‧緇衣》：『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3. 郭店楚簡〈緇衣〉：『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好則體安之，君好則民欲之。』
4. 上博一〈緇衣〉：『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君好則民欲之。』
 

吾人發現，郭店楚簡〈緇衣〉乃是把今本的《禮記‧緇衣》直接引用了其『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但沒有把重要的過門的《禮記‧緇衣》『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擺進去，而直接用了《春秋繁露·爲人者天》『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的縮寫『心好則體安之，君好則民欲之』，如此一看，不只是把后倉博大而仁至的君臣互動從中間斬斷，還又接回了董仲舒的用語，不但，全段句子遂成四不像不成體格，而且分明是作偽者見到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爲人者天》，所以用了其中的用字來取代今本的《禮記‧緇衣》，落入到董仲舒以君為本，民為從的尊君的西漢大一統格局去了。能夠見到《春秋繁露·爲人者天》的當然不但不是先秦寫成楚郭店竹簡或上博竹簡的所謂的戰國時的楚人，而是現代人，此所以一見郭店楚簡〈緇衣〉與上博一〈緇衣〉，不禁要喟歎於世道人心的低落了。

所以，郭店楚簡〈緇衣〉及複抄本的上博一〈緇衣〉必係今人所偽作。（劉有恒，2025.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