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之〈學記〉〈大學〉皆西漢后倉所作

 

東漢人偽托的大戴禮記出於戴德及小戴禮記出於戴聖一事,首出之於東漢末年的鄭玄《六藝論》,因此文今佚,而唐代《禮記正義》引用之。不過,小戴的《禮記》有鄭玄為之注,確有此書;但《六藝論》又提到當時也有戴德的禮記(即今日的《大戴禮記》)。但兩書皆未見於東漢初年成書的《漢書‧藝文志》內,但《漢書‧藝文志》內有提到在國家圖書館裡有”記一百三十篇”“ 《后氏曲臺記》九篇”等等禮方面的著作,即知,就算這些初始材料存在,但也沒有被編成大小戴禮記的成品出來,所以《漢書‧藝文志》裡根本沒有著錄到《大戴禮記》及小戴的《禮記》在世間。

 

因此,西漢宣帝時代的戴德、戴聖根本沒編出什麼《大戴禮記》及小戴的《禮記》書冊出來。所以直到東漢初的《漢書‧藝文志》都沒有影兒半點,在新朝末年的大亂裡這些禮的著作未全部遭災被湮滅,但存在到東漢初年也只有《漢書‧藝文志》裡的“記一百三十篇” “《后氏曲臺記》九篇” 等等禮方面的著作。

 

於此,吾人要談有關解決大小戴《禮記》的重要切入點,那就是古文尚書的行踪了。有關古文尚書的討論,於敝人《兩漢經學及古文偽經偽史考》一書裡己詳加討論了。簡言之,古文尚書,在西漢由孔子後代的孔安國於家中取出,並有傳授,司馬遷寫《史記》裡也有參考到,但後來入了皇家,收藏於皇家圖書館。外界無有知者,所以成帝時代,張霸偽造百篇尚書進獻,沒想到皇帝派人比對皇家圖書館古文尚書真跡,即發現張霸的尚書皆係偽造,差點下獄論死。

 

但其實能看到皇家的古文尚書的,有在皇家太學的曲臺校書的后倉、及偽造《毛詩》的京城官員徐敖(所以其《毛詩故訓傳》裡也有引用古文尚書之跡),以及日後校書的劉向、劉歆、揚雄、還有王莾少數人,但可能因新朝亡時京城大亂,古文尚書就亡了,倒是民間還有張霸偽造的百篇尚書存在,東漢王充曾指出當時人都把張霸偽百篇尚書當成真品了。

 

后倉,寫出《后氏曲臺記》,這“曲臺”,《漢書》的服虔注:『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顔師古注:『曲臺殿在未央宮。前漢藝文志禮家有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注:『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又引漢官:『大射於曲臺。』晉灼注:『天子射宮也。……,於此行禮也。』可見后倉『校書著記』,亦和劉向、劉歆、揚雄,因著校書而得見古文尚書。他在寫作《后氏曲臺記》裡有關禮家的書,則可以引用到古文尚書,而他確實這麼做了。也就是,在今本《禮記》裡引用了古文尚書的禮家各篇,都是有係后倉寫作充份之證了。在西漢的研究儀禮,即如其徒弟的戴德或戴德,都不得有此方便之門得以進入皇家圖書館裡見到古文尚書,所以出自西漢諸習禮學之儒,其著作除了后倉能看到古文尚書而抄錄外,都引用不了古文尚書。而今《禮記》或《大戴禮記》皆有引用了古文尚書的篇,《大戴禮記》有〈衛將軍文子〉引用了古文尚書的《太甲》《尹吉》,另和《禮記》相同篇名同內容的〈學記〉引用古文尚書《兌命》;

 

《禮記》則:

 

1、〈緇衣〉引用古文尚書《兌命》《太甲》《尹吉》

2、〈文王世子〉引用古文尚書《說命》

3、〈學記〉引用古文尚書《兌命》

4、〈坊記〉引用古文尚書未標篇名《書》二次,但內容不見於今文尚書

5、〈表記〉引用古文尚書《太甲》

6、〈大學〉引用古文尚書《太甲》

 

這些禮學的各篇,俱若出於漢儒研禮的,只能是后倉一人而己,因為其他研禮的,俱無能有職位可以入皇家圖書館見到古文尚書而予以引用。因而,吾人可以發現,在今天的《禮記》或《大戴禮記》,就存有以上屬於后倉的《后氏曲臺記》的論禮的內容。

 

也就是,今天《禮記》或《大戴禮記》確認是西漢后倉所著的各篇,有:

 

《禮記》:〈緇衣〉〈文王世子〉〈學記〉(含在《大戴禮記》中)〈坊記〉〈表記〉〈大學〉及《大戴禮記》的〈衛將軍文子〉篇。

 

以上共七篇,全都是后倉《后氏曲臺記》裡的內容,尤其是姐妹篇的〈學記〉〈大學〉,更連寫作動機與內容與時事的聯動性,明眼即可證出了。

 

但,決不要拿今世出土的郭店楚簡裡的〈緇衣〉偽篇來談,認為是先秦楚國就己有此偽篇〈緇衣〉,此另文後論。

 

有關〈學記〉〈大學〉二篇:〈學記〉裡談到『大學之道』,而〈大學〉第一句,就從〈學記〉裡『大學之道』接起。兩者為姐妹篇。

 

是后倉所著還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在〈大學〉的最尾段大肆批評當日的聚斂之臣: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并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這就是在后倉那個時代,由於採桑弘羊的鹽鐵專賣等政策之時,在漢昭帝時還有舉行過賢良文學對宫方主政的鹽鐵辯論。而能引用到古文尚書,對此政策發言論著的禮家,當時亦惟只有后倉一人了。胡止歸《從學記一篇以試斷大學年代》一文內亦己指出:『或曰:此譏武帝末時之政治,所謂聚斂之臣,如桑弘羊者,殆即其人歟?』而且胡氏更明察〈大學〉把“孝”推尊成”孝者,所以事君也”,連同〈祭義〉篇講“事君不忠,非孝也”,『必當在尊君思想特甚之時代』,而西漢以“孝”治天下,而認為〈大學〉〈祭義〉必為漢儒之作。

 

這篇〈大學〉及其發端的〈學記〉兩母子篇,即完成於鹽鐵論爭激烈之時。而且所謂〈大學〉,就是太學之謂。也就是后倉在未央宮的行射禮及校書的曲臺殿寫出他自己對於太學的目的與實行教化的方法,以〈學記〉講教育的方法論體系,以〈大學〉講在太學學習成才的最終目的與理想境界。而《后氏曲臺記》在完成之後,也有收入在皇家圖書館,劉歆整理時看到寫在《七略》裡,而《漢書‧藝文志》也因而列入。

 

另外,大小戴《禮記》內引用古文尚書其他各篇〈緇衣〉〈文王世子〉〈坊記〉〈表記〉〈衛將軍文子〉皆係西漢后倉所著。此又另文討論之。(劉有恒,202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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